自晚清军事力量产生变迁以来，军队私人化、军事地方主义以及军事力量侵蚀政治权力三个现象持续影响着军政关系。
三者共同形成了合力，让军事力量的政治地位日益増加，成为军队中的一员对于社会精英而言除了是为自己谋个出路，大展宏图以外，更多地是为自己谋求政治上的地位，获取更大的政治权力。
而对于政治精英们，军事力量也成为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重要的政治资本。从这点而言，军队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地，都被卷入到了政治体系之中，不但没有实现亨廷顿认为的与政治相隔的职业主义化，反而在政治体系中居于曰益重要的位置，形成了独有的军事－政治集团。
展开剩余89%在旧时，由于这样的集团领袖仍然是士大夫阶级，原有的军政关系还不至于被打破，但到了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由于军事在专业化上的进步，军队的领袖们己经由士大夫变成了新兴的军人阶级，有着新的目的和利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辛亥革命发生了。
尽管在论及辛亥革命时，往往都以武昌起义为标志性事件，认为是打响了反对清王朝的第一枪，但实际上在整个1911年，清王朝都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自朝廷宣布要开展所谓的“新政”以来，地方绅权地位日益提高一一尽管这种地位提高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实质上进行着了，但在这时，地方绅士要求政治权力己经变成了新政下的合法诉求了。
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清王朝在各个地方的统治日益变得不牢固，以往时期王朝还能与地方士绅团结一心，维持一个朝廷上层士绅（文臣）－下层士绅的控制关系，而现在由于地方上下层的士绅倾向于合作成紧密的集团，反倒是变成了朝廷－地方的对立关系了。
急剧扩大的政治参与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盛康优配，立宪派要求的大开国会没能够实现，成立内阁的结果也只是出现了所谓的皇族内阁。
而皇族内阁的出现又恰恰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满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对中央的不满日益增加，保守派对清政府的失望，也为革命党人在其中活动提供了巨大空间。
而在庚子之后，清政府早已长期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缓解这一情况，内阁竟然颁布了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试图强取豪夺以往归民办的铁路，结果显然是激起了地方的严重反抗。
这种反抗在南方各地愈演愈烈。而革命党人也借助这种情况发动了起义，此时在四川地区，这种情况己经被朝廷视为是一种叛乱了，为了镇压叛乱，朝廷开始从周边各地调集军队入川进行镇压，其中就包括一部分湖北新军。
就当时湖北新军而言，统共只有一镇一协，一共一万五千人、而大臣端方在入川时带走了其中十六协的大部。
意味着，原本的湖北新军，有将近三分之一都被在被调去入川进行镇压活动了。湖北防御力量的大幅度空虚，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并且由于湖北新军素来文化水平较高，乐于接受新思想。
尽管革命党人在军队中所占比例不高，但是由于清政府统治的不得人心，真正的顽固派被革命者们认为也不过一千余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湖北的财政问题日益严重，拖饷欠饷时有发生。这点被认为是“陆军尽管具有现代化的外观，可是业已沾染了旧式军队的不少毛病”，拖欠军饷、虐待士卒、裙带关系等现象不断出现，对于这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士兵而言，宁可反叛也不愿忍受、正是在这种上下普遍对朝廷抱有严重不满情绪下，革命党人决定趁势起义。
起义发展得十分迅速盛康优配，义军在三天内接连攻下了武昌、汉阳和汉口，随后宣布独立。在中国历史上，武汉三镇的地理位置使其始终有着在战略上居于重要地位。
而湖北总督作为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之一，更是长期经营湖北，使得这一地区无论是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有着重要地位，可以说是此时南方地区最为重要的地区也不为过。
对于南方各省而言，湖北独立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所取得的军事成就。南方各省对中央的不满己持续了许久，并且革命人长期在长江地区传播革命思想，甚至许多地区的新军的编练都是由革命党人所进行的。
而陆军第八镇一向被视为南方新军中的模范，其带头掀起的革命让南方各省信心大增，于是也各自在革命党人的联络下纷纷宣布独立，而就军事成就而言，武昌起义并没有摧毁清朝的统治，因为当时陆军中最为精锐的北洋六镇仍然在清朝的控制之中，并且很快被调动用于镇压起义。
南北新军的战力差异，不但在之后北军猛攻下起义军汉阳汉口接连丢失中显现出来，也能在之后的二次革命的失败中可以窥见。
上述便是辛亥革命在南方的情况。而在当时的北方，清政府听闻湖北独立后，很快地进行了总动员，试图通过直接击溃湖北的革命党人从而实现速战速决。
被冷落已久的袁世凯也被再度任用，尽管最初袁世凯并没有被授予全权，反而是作为当时陆军部长荫昌的副手。
但是由于整个北洋军队都以袁世凯为领袖，在实际的指挥中往往对于陆军部的命令阳奉阴违，而只服从袁世凯的遥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授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而这一任命也决定了，在此之后事态的发展再也不受清政府所控制了。
尽管以往对于袁世凯的观点是，以北洋军队为资本，通过玩弄权术的方式，在辛亥革命中窃取了胜利果实。
但实际上就当时而言，北洋军队内部也有着意见分歧。比如当时第一任前线指挥冯国璋在任上对革命军猛打猛攻，一度有渡江攻克武昌之势。
而到第二任指挥段祺瑞之时，态度又变成了和谈为主，段祺瑞本人甚至在后面成为了呼吁共和的主要人物。
北洋三杰中的最后一位成员王士珍，时任陆军大臣，却又是彻彻底底的反对共和，忠于清廷的。
可见对于是否应该维护清廷，在北洋军队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袁世凯本人对清廷态度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同他的前人李鸿章、曾国藩一样，袁世凯必然是要借助这一机会利用自身的军事实力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的，过去的历史己经让袁世凯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
在袁世凯眼中，革命军是不足为惧的，更应该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这也可以说明为何早期谈判时，袁世凯还是坚定地要求“君主立宪”，而到了后期却立马转变成了共和派了。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时期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陷入了财政的危机，不足以支撑战争所需的开支，而列强此时的态度又是拒绝给予深陷财政困境的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任何一方贷款，强调只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才能获得列强的财政支持，并支持袁世凯获得实质权力。
这就意味着，和平谈判成为了唯一可以解决当时问题的方式。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南北和谈下，最终决定拥护共和，废除帝制，清政府也在共和声中灭亡了。
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灭亡清政府的不是外部势力，也不是地方叛乱武装、或者长期在中国历史出现的农民起义，而是一支在制度上精心设计，由国家控制的现代军队。
如果说湖北新军在朝廷眼中是“背叛者”，那又如何解释北洋军队这样一批“投机者”呢？他们控制国家权力的过程一一比起残酷血腥的内战，更像是以军队为资本所采取的政治投机行为。
本应控制军事力量的清政府是如何在军事力量的逼迫之下消亡的？盛康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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